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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讯 一个多月前在香港看过足本《色,戒》之后,我心里其实是蛮困惑的,因为:王佳芝为什么要投身到这个事情里面去? 为了这个困惑,后来我还在身边看过足本的朋友里广泛征集了一下答案。 爱国,或者傻傻地爱国,生活无聊,对王力宏的爱慕,真爱(情)……五花八门的答案里,倒是洞见了各人自己的生活。 上个星期看了一遍内地删剪版《色,戒》,结果明白了。 无论是第一遍还是第二遍,《色,戒》里最动人的一场戏,于我而言(据我所知,对多数观众而言也是)是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之后,一个人在街头迷茫,之后拦了辆三轮车,音乐起,风车转,全片第一次的快速移动镜头……调动起观众的情绪,对这样的视听语言来说实属自然。然而还不够,在王佳芝对车夫说了要去的地方是福开森路之后,李安还让车夫回头问了一句:“回家?” 这原著小说里没有的一问,完全是一个神来之笔,像是在阴沉沉的黑暗里头,突然点起了一盏灯。《色,戒》里,哪时候出现过“家”这么温暖的概念呢?《色,戒》里的家(易公馆总像战场,香港租的洋房是大家的戏台,上海的舅妈家则是寄人篱下),又哪时候温暖过呢? 比这句“回家”更神来之笔的,是王佳芝的回答:“欸。” 要知道,福开森路是易先生给王佳芝的小公寓的所在(是的,王佳芝向易先生要了一套小公寓),也就是王佳芝看到易先生烧文件的那栋房子(是的,易先生烧文件的地方不是易公馆,王佳芝那时候也已经从易公馆搬出来了)。前面两个括号里的解释都是针对内地版而言的,因为王佳芝向易先生要小公寓的对白出现在床戏时,所以即使这个号称是李安亲自剪的内地版,其实也是有些不连戏的。而前头说到的那个神来之笔,也可能就被这些删剪淹没掉了。 王佳芝要回的,是易先生给她安排的住所;那里,对她来说,已经是家了? 至少在戏里是。 在这出只有易先生一个观众的大戏里,是。 为什么王佳芝摸出毒药的那一刻,又想起自己在舞台上被人叫上去的时刻? “王佳芝,上来。” 那一刻,她从那个虚幻的舞台(虽然在物质上那是个真实的舞台),上了一个更实在的舞台。 现在,她告诉了唯一的观众她在演戏。她知道,戏演完了。 阴沉沉的黑暗里头亮起的那盏灯,原来是谢幕前舞台上亮起的灯,告诉观众,可以散场了。路人的笑声,不就像是戏(她爱看的电影和她演过的话剧)散场时观众的议论、笑声和掌声?跟着笑的王佳芝,还留恋着不肯下台,也不知道,下了台会怎样。 也是,这出戏太难演了,她要把戏演好,就要把戏演穿帮——她越是忠于麦太太这个角色,就越会爱上易先生,就越要告诉这位观众:“快走”。 所以呢,《色,戒》其实是一部戏中戏的电影。 王佳芝爱看电影,电影提供的是bigger than life(比生活更大)的经验,王佳芝在生活里也想bigger than life一下,结果就把命给搭上了。不光是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当然,这个题旨未必人人认同,同一部电影也本来就会生发许多理解。每个人各有成长与生活背景,对人生的理解不同,情感的G点不同,诚如姜文所言:一个作品面对观赏者的时候,其实是观赏者在表达自己。 然而在这一层计较之外,对于创作原点的开放性不那么高(这里全无贬义,但你无法否认,《色,戒》的开放性肯定不如没有剧本、连导演拍的时候有时都不知道要说什么的电影,比如大卫·林奇的《内陆帝国》)的作品来说,总有一些理解是更接近创作核心和编导的出发点的。 而《色,戒》编剧王蕙玲在接受台湾影评人蓝祖蔚的专访时也这么说:“李安一直很希望有人能从表演这个层次上来看《色,戒》。不只是‘戏假情真’这个层次,而且进入到演员从投入到着迷的历程中,检视演员人生的‘真与假’、‘实与虚’。……王佳芝被叫上楼,就得演起麦太太这个角色,就得为戏而生,为戏而在,当戏剧的需求与人生起了这么紧密的连结之后,所有的牺牲都不算什么了。” 那么,一个人为演戏(穿帮)丢了性命,她值得同情么? 在张爱玲那里,在王佳芝的根那里,是没有那么多温润的,这个人物根本不那么讨人喜欢,是一种“想做主角”(林奕华语)的“虚荣”(舒琪语)。 而李安做的,是向观众解释这虚荣自有其来:让她爸爸再婚,带弟弟不带她去英国;让她寄人篱下,只能靠上学(哪怕要学日文)、看电影离苟且的生活远一点……于是王佳芝因为对王力宏的爱慕,被大时代的舞台推着走,似乎也比较自然。 张爱玲的凉薄到了李安这儿,全都变成了体谅。王佳芝变成了大时代里无法自主命运的、只努力想活出一点自我的可怜人——就连戏里床上激烈的性爱,也比她和梁闰生初试云雨的那几晚,勾魂摄魄得多了。而台下的我们,又有多少人不自(己)觉(得自己)是如此呢?谁不想演一出大戏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体谅”让我不喜欢王佳芝吧。 人生的讽刺和冷酷是:自觉不甘平凡的人,往往都是(行动上)甘于平凡的人。更何况那么动荡的大时代,于是大家也很容易体谅王佳芝。可我总觉得,越是知道活着的不容易,越是知道演戏比真实过瘾,才越要把真实的人生活好。 我还是觉得《断背山》好,因为爱和爱的不能,因为他们为了这爱的不能的挣扎。但王佳芝呢?她的心理机制其实是有些拧巴的——拧巴,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想起都说和这个电影像的《黑皮书》(Black Book),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女主角的动机就简单地多了:因为她全家都给易先生的手下杀了。我并不是说非要有个如此简单的解释,只是觉得李安花了这么多力气来补白,王佳芝却没能走到我心里去,多少让我有些替自己遗憾吧.我就是看了一出戏,最多只能像结尾那个镜头一样,朝黑暗幽深又有些软弱的人性,叹一口哀其不幸的气。 李安下了大力气还原的历史(其实这对电影工业而言只是专业/敬业而已,只是李安面对的是才渐渐开始有电影工业的大陆,所以敬业就变成了交口称颂的神话),对这个电影而言,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在于,当王佳芝说出文艺腔又肉麻的台词的时候,竟然不那么让人觉得突兀——即便如此,她对老吴的那番发泄,对白仍然有些不自在。但那对白又那么重要,因为李安要让大家知道:她也是挣扎过的。问题不在于1942年的王佳芝除了那样无助地演下去还能干什么,问题在于1942年的王佳芝除了演戏,什么也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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