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

　　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一直以来都是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关注的重点。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

　　而近期，针对此标准的调高呼声不断，3000、5000的标准建议频频被提及。那么，2000元的扣除标准是否合适？是否还有上调的必要？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如何看待个人所得税及其费用扣除标准的设定？一系列问题不仅关系着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样关系着国家税收法治的构建和完善。因此，本文将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法理分析

　　国家财政收入一般可以分为强制性收入和非强制性收入，前者以税收为主要代表，而后者以国有财产收益为主要代表。而以税收国家的标准衡量，要求税收收入占一国财政收入95%以上，只有如此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完善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而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也是如此，随着公共财政的推进，在支出层面上，国家的经济职能弱化，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强化；在收入层面上，税收收入比例占我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可以说税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

　　个人之所以对国家有纳税义务，或者是基于个人具有可以处分的财产，或者是基于个人具有职业、营业能力；而这些都归结于个人具有税收负担能力。个人财产(包括所得)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劳心劳力，同时也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在市场的形成，尤其是市场的顺利运作，离不开国家提供法律秩序以及相关服务设施；个人所得的形成可以认为是个人利用社会所提供的营利可能性，致使个人财产有所增益。因此，国家与个人在所得课税问题上的关系可以理解如下：国家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并为个人实现财产的增益提供保障；而对财产权所产生的收益或所得，国家通过课征所得税参与分享。这也是如何解释“个人所得”的可税性问题。

　　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分析

　　在宪政国家的理念及其支配下，现代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日益被强化，基于此种职能，国家对公民课征税赋，在满足财政收入需求的目的外，也将更多的通过实物、服务或者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社会再分配，从而实现实质正义。

　　在整个税种体系中，“没有任何税比所得税更为民主、更富有人性及社会性”，德国学者Neumark在《现代所得税理论与实务》一书的扉页引用了此标语。同时我国税法改革的趋势也是逐步从增值税为单一主体税种向增值税与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种体系转变，可见所得税在一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所得税之所以有如此地位，一方面是基于所得税具有税源丰富的特性，能适应现代高度发展的国家财政需求；另一方面，所得税的所得归属以人为中心，能够斟酌、衡量纳税人的个人负担，因此被认为是最符合量能课税原则。个人所得税通过基础扣除等有关人的相应扣除以及通过与累进税率相结合，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正义方面更是承担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区分不同性质的所得，如积极所得、消极所得等等，不同的所得计算标准和最后的税赋都不相同，这是因为所得因其性质和产生的情况不同导致该所得的税收负担能力不同，如工薪所得、劳务所得都有费用扣除标准，而偶然所得则无；又如工薪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虽然都是超额累进税率，但级距和对应的税率都有差别。由此可见，完善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是实现所得税调节功能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