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尔森和伯南克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寻求国会支持的关键时刻，包括詹姆斯·郝克曼、奥利弗·哈特等大牌经济学家在内的122名美国经济学界人士再也忍不住了，联名致信美国国会，强烈反对政府进场救市。 

　　从这封联名信的内容来看，经济学家们尽管认为美国金融体系需要拯救，但显然对政府为一小撮投资银行家的自利行为买单感到愤怒，认为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投资者实在有失公平。甚至像金里奇这样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老资格政治家也对政府的救市计划大肆抨击。看来投行真是千夫所指了。 

　　投行咎由自取，但是政府今次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无法让人不联想：政府是否已被以投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绑架？相信投资银行家出身的保尔森在决策过程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就美国的经济生态来说，在金融已经深入到美国经济骨髓的情况下，作为最后的担保人，美国政府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其赖以称霸世界的力量工具大面积死亡。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它在西方阵营里的大小伙伴，尽管平日唯其马首是瞻，但当自己渐失统治力之后，即便是英国和日本这样的铁杆盟友，也有可能趁火打劫。事实上，从巴克莱银行的挑肥拣瘦，到野村证券与三菱UFJ的精明收购，已经让美国感到世态炎凉。而美国最不能失去的地盘就是金融。所以，即便政府的大规模救市行为遭到广泛质疑，即便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依然在和政府讨价还价，但在保尔森和伯南克的策略安排里，只要能够帮助这些金融机构挺过这场危机，进而恢复美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与信誉，背负一点骂名又算什么？ 

　　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讲道德或者不怎么讲道德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这次成了大众利益的代言人。难道经济学家们集体向左转了？ 

　　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们在联名信中的陈述。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投资者，是不公平的。投资者应该自担损失，况且并非每一个商业的崩溃都会影响系统的风险。否则政府的援助行为极有可能变成一种负向激励。 

　　从上述陈述中，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政府对金融机构一味放纵与护翼的经济代价与道德风险，并认为在市场失灵之后的政府干预不能牺牲公平。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要讲道德一直存在争论。占优势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家是否要讲道德，与他个人的选择有关。就本身而言，经济学是研究事实的科学，是讲求客观的，无关于选择；尽管政策的进言要考虑道德，但科学本身无关乎道德。而坚持经济学家应该讲道德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完全应该讲道德，而且就有经济学家在讲道德，例如《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例如诺奖得主舒尔茨和阿玛蒂亚·森。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并非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守护者，而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充当资本所有者无良行为的帮凶。以华尔街金融大厦大面积倒塌的导火索——次级按揭贷款为例，这款基于金融衍生工具理论设计出的衍生产品，从其入市那天起，设计组合产品的主导者对其可能产出的风险就心知肚明。但在超高利润的诱惑下，相关的风险规避措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等到次贷危机持续发酵给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再由纳税人为其买单时，再讲道德，显然是一种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各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既有经济秩序下遭受的经济剥夺并未表现出多少同情与正义呼喊。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经济学家们就表现得很不地道。经济学家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议出的援助方案，核心内容之一是强迫泰国政府不能挽救债台高筑的企业，强迫韩国政府让垂死的银行和企业倒闭，结果给这两个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大呼上当的东南亚舆论今天依然在指责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虚伪。至于给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伤害的“休克”疗法，根本就无道德可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不懂经济的叶利钦急于拥抱资本主义的心理，完全不考虑俄罗斯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诱导叶利钦在俄罗斯强制推行“休克疗法”，其结果，公众对改革带有敌对情绪；而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私有化政策，改革不但未能带来改善，反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加重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陷入混乱和无序，经济也因此倒退了十年以上。 

　　可见，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是会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讲一些道德的，但是否会在所有时间和地点讲道德，则要看他们屁股坐在谁的板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