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金融战争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了，华尔街为全球金融变局上演了总参谋长的角色，雷曼的破产、美林的贱卖、对冲基金的蹂躏、格林斯潘的“问责”等等,一夜之间60年以来的危及国民经济和全球银行系统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美、中等各国政府纷纷救市。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参加第五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期间接受CCTV《经济半小时》专访时说，美国政府是在危机状态下紧急救市，而中国政府在常态下救市是不对的。站在一旁的一位中央财经媒体的记者心想，许某是不是被美国人洗脑了?中国股市蒸发了20万亿市值、市盈率下降70%的股灾居然是“常态”?也难怪这些在华尔街浸泡的海归派对中国的股灾“麻木不仁”。

　　危机的根源

　　就在雷曼破产前一周，记者接到来自香港雷曼公司一位高管的电话，先是中秋祝福，后来问及其他金融机构高管的信息，当时未察觉她的用意，后来知道那时的危机已经萦绕在她身边，只是她不好言语而已，打听其他高管也自有她的用意。

　　雷曼的破产，直接向世界宣告，华尔街处于紧急危机状态。而这场危机的根源在哪儿?除了次贷之外，人们纷纷质疑，格林斯潘的金融革新政策，对冲基金的无序做空机制导致五大投行的“献身”和“贱卖”。

　　次贷危机与格老的政策有关，这是世界银行前负责经济发展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的。他认为，斯人已去，遗害犹在。格老在任期间，让利率过低过久，直接导致信贷市场的放任及其信贷衍生产品市场的泛滥。这样，给保尔森、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可乘之机。

　　根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发表的调查报告，到2007年年底，全球对冲基金总规模创历史新高，达2.25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0%。纽约拥有的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占全球的40%，依旧名列各大金融城市之首。根据《机构投资者：阿尔法》杂志最新公布的统计，在过去的2007年，总部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保尔森基金创始人约翰·保尔森获得的收入达到令人瞠目的37亿美元。

　　对冲基金对华尔街的危害，巴黎证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对此深有感触，几年前他的一位30多岁的同事离开他去了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半年之后他打电话给陈，说他考虑买直升飞机了。一架直升飞机至少上亿美元，一个30多岁的小青年凭靠虚拟经济的把戏就赚了这么多，那么实体经济的人怎么活?陈兴动发觉美国华尔街迟早要出事。

　　波及中国

　　中国1.8万亿美元外储中，一万亿美元是美债，其中3763亿美元是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1%。从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与中国一样，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可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只有2300万美元，中国的3763亿是印度的16000倍。

　　假如保尔森不签署一张空白支票美国政府不为“两房”买单，那么中国政府不知向人民如何交待?

　　其实，中国的1.8万亿美元外储，除了“两房”外美国人是怎么花的?软银赛富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向我们透露了这一秘密。他说，美国拿到这些钱，又投到我们这样的基金来。我们的基金又有80%的钱投到中国内地。过去七八年里，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基金的回报比所有美国PE、VC回报高很多。但谁在这里面得益最多?我想大家应该很明白。

　　此外，雷曼的破产迅速在中国的银行和基金市场产生波澜，中国银行(601988)、中国工商银行(601398)、中国建设银行(601939)、兴业银行(601166)、招商银行(600036)、中信银行(601998)等国内银行都不同程度地持有雷曼的资产，其中，中国银行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1.518亿美元，招商银行7000万美元。9月18日，汇金公司拿出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票，打响了政府救市的第一炮。

　　而中国内地首只QDII基金——华安基金旗下的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正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

　　一位市场人士分析说，华安基金去年在牛市赚了六七亿元人民币，在证监会的同意下现在它要拿出自有资金6亿元人民币去填这个窟窿，它们的日子以后可不好过。

　　中国应对

　　市场人士指出，华尔街的危机，对我国如何保障金融业安全与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汇丰银行在内地有53家分支机构，花旗集团有23家，东亚银行有40家，渣打银行38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由2003年的4159亿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末的1252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2003年的1.5%上升至2007年末的2.4%。截至2007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利用外资余额为823.2亿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220.7亿美元。

　　而我国金融开放存在不对等的情况，英国的汇丰等金融机构大量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并在中国内地广泛设立分支机构，但交行、建行在伦敦设代表处十多年，英国监管当局一直以母国监管不力为借口不允许在其境内设立分行。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建议，我国今后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方面也应该更加严格。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本国对金融资产及金融资源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同时，管理层和其他一些金融企业高管也同蒋一样担忧金融动荡波及百姓生活。对美国次贷危机，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认为这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具有三大警示作用：首先，商业银行帮助客户维护权益、减少损失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其次，银行在开展理财业务时，要清楚认识到自身的风险喜好，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理财产品，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第三，银行应当慎选交易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