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说，虽然泰国、孟加拉国等国家今年大米收成有明显增长，不过，因为需求上升，全球米价今年仍将保持在高位。

　　FAO总干事迪乌夫曾指出，若粮价高涨的问题得不到缓解，“在第三世界引起的社会动荡将会蔓延开去”。纵观近一个月以来的发展，在全球37个正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当中，粮价暴涨触发的粮食危机虽然一度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之势——在迪乌夫的警告发出后十天，海地的总理便因有关骚乱呈辞，但并未出现太多的“剧变”——在其它发生类似骚乱的国家，在付出相当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后，似乎都顽强地顶住了粮食危机这一轮冲击。

　　发达国家对粮价高企的矛盾反应是这幅危机图景如此斑驳的大背景。一方面发达国家为缓解缺粮国的困境出了不少力，例如专责国际粮食援助的国际粮食计划署今年共需7.5亿美元，虽然现在只是五月，但已获得约5亿美元；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广被诟病的生物燃料生产模式却仍是一个隐忧。因为油价高企而以粮食生产生物燃料是当前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全球暖化问题上扮演着积极角色的欧盟至今仍未修改其到2020年生物燃料占总燃料10%的目标，欧盟缓解粮食危机的意愿因此受到质疑。此外，现时仍在审理之中的美国农业议案虽然回应了减少以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的要求，但减幅也远比外界要求的为低。

　　一些国家顶住了粮价高企的冲击是因为粮价的上升扩宽了这些国家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使农民产生了增产的诱因。例如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穷国孟加拉，粮价暴涨曾被认为将影响其政局稳定。但由于粮价已是生产成本的四倍以上，该国的农民看到了增收的希望，相当程度上冲淡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类似的情况在非洲和南亚的不少国家普遍存在。FAO的统计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每公顷谷物产量多在7吨以上，而在生产效率低下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一字数只是2到3吨。这里有资金和技术的原因，此前国际粮价长期在低位徘徊是难以吸引资金投入的原因，现在粮价高企，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可以通过提高效率而达致增产的空间显然远比发达国家为高。危机从来是危中有机，反映在粮价问题上正是市场力量对供求不平衡的自然调节。

　　另一些国家对抗粮价高企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办法是推出粮价补贴。这在主要依靠粮食入口的国家很普遍。在印尼，政府大幅补贴了米价，在埃及，政府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了30%，叙利亚则提高了25%。

　　这两种做法的前者似乎更符合市场原理，后者则可能衍生不少问题，例如财政难以长期负担，加工资也有加剧通胀的隐忧等。因此，某个意义上，让消费者和农民都更真确地感受到国际粮价的这种变化似乎比各种干预更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限制出口和补贴过多将使市场无法真确感受粮食供求的真实变化，于是也就无法因为粮价过高而减少浪费，和无法因看到有足够大的利润空间而增加生产。